受访人：贾元(天津)

年龄：40岁

受教育程度：大学

婚姻状况：1990年结婚

健康情况：1991年人工流产，1993年生育

职业：公务员

个人档案

那是一间什么手术室呢？窗帘没有，大玻璃明晃晃把屋里的一切暴露给对面十几米远整幢楼里走来走去的人，我觉得我又一次被当众剥光了……我第一次跪在床上撒尿竟把用具折腾翻了，因为试图想用被子把自己罩住。第二次又企图想蹲在床上遮掩点耳目，结果我整个来不及提裤子仰面朝天趴在地下……

我在医院丢失了什么？

我们都是自那里来的，但我们是否听到那必经“人之门”开启的声音？分贝不同的辞藻喋喋不休地诉说我们人生的感受，但那被我们叫做“母亲”的人，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过怎样的感受才“成为母亲”？涌流不息地，“母亲”将我们带临这个世界，而她自己则陷身世界的晦暗不明之域，她的和衣而卧与在无重数的帘幕深处端凝地缄默，那“弄璋弄瓦之喜”的道贺是否是她脸上真正的笑容？究竟是什么，使她也生生世世保守着“生育”这一女性实存的经验而使其成为文化的秘密？怀抱这种关心我阅读了《亲历产床》。

《亲历产床》是一本关于女性生育经验的访谈录，对它的阅读，使我肉体和精神因为震悚而在夏季的空气中变得冰凉而清醒，这些来自女性的话语和声音犹如火柴燃亮了那晦暗的被遮蔽的深处，我看到了文化中潜存的对女性的某种故意的不诚实、母亲笑容内部的血泪、生与死的极限经验中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因由和结果，而这些东西便成为敲击我思想的问题。

生育在文本中缺席

生育是人类生活中习见的、重要的一部分，相关于生育，各个文明中存在着各种宗教仪式和社会仪式。在生育这个生与死如此相近的地方，隐埋着许多文化禁忌，这些禁忌使文化对这一“经验”的表达出现一种“遗忘”情形，在文化的表达中，这一“经验”的真正经历者———产妇，一直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我们几乎在文化文本中听不见她的声音，由此，生育的真相被掩蔽。通常，生育不是文学艺术的中心主题，当然，它可以是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的“事件”，或者是具有慑动人心作用的“悬念”，比如生男生女或孩子的父亲是谁等等；生育从未被思想化，哲学思考的对象中看不到它的存在，这因其与哲学家中少有女性有关，但有理由质疑的是，男性哲学家们何以对这一关乎生死的问题表现出如此一致的省略和忽视；在一般的伦理意识和医学意识中，正如帕卡德在《分娩的历史》中所描述的那样：“看”人们“对待”生育的历史，正如看地狱图一样。从古代到现代，生育的历史表现为由“以产婆为中心”的女性私人领域向“现代生育产业管理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的转移。我们把这种转移叫做“进步”，但在这种“进步”过程中，产妇的主体经验被用各种方式虢夺和僭越，其结果是，女性从生育中被离析、作用被淡化，这正好契合了女性被文化边缘化的处境。生育，这一最典型的女性话语经验被“封杀”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文化为了自身的目的对女性经验的故意而为的不诚实，因此，作为女性，当然怀疑她在文化中能否找到“信赖”。对此，《亲历产床》一书中的被访者的忧惧已不能允许我们继续熟视无睹。

母亲的美丽面纱

生育，使女人成为母亲，而在“成为母亲，你是幸福的”这一经典陈述中，隐藏着对女性真实诉求的压抑与变形。来自于这些母亲的申诉与倾谈使我意识到“母亲”身份的经典设置是可疑的陷阱。“母爱”一词蕴含着自我牺牲、包容、勤劳、宽厚以及由此品质而获得赞美和尊严的可能，“母亲”是在满足和实践了这些要求的前提下被称名———被尊敬的，“母爱”在赞美中成为一道道德律令，文化的陈诉方式亦由“母亲是……”衍异为“母亲必须是……”，经由这一转变，“母亲”从家庭进入社会，取得“社会性别”的合法身份，(关于“社会性别”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提出这样的解释：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参见三联书店2000年版《社会性别的选择研究》第249页)“母亲”已不再是来自女性自然的而是观念世界中所追求的“男性的梦幻”。《亲历产床》正是在这一层面显示出意义，即它是对一个幸福、吉祥、安宁、伟大的“母亲之国”的窥破，它暴露了女性的实际经历和“妇女应该是无私的良母”这个普遍的文化之梦之间丰在着的巨大罅隙，摘下了文化装饰在母亲面庞上的美丽面纱，使我们直视“母亲”的痛苦、艰辛、恐惧以及她到底奉献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和故意被遗忘的东西，它使我们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生育———成为母亲”不能仅仅被误读———升华为文本中关怀，庇佑世界的圣母，她更需要也更应该得到真切、具体的理解与关怀；并且，由此也引出了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即“社会性别”是如何在特定的经过精细选择之后的“话语”中获得其定义和尺度性力量的。或者进一步说，“社会性别”是如何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规定女性———母亲的身份的。

[1][2][3][下一页]